皇甫金石：“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
一、“惟精惟一”与“知行合一”
1. 儒家的七个陷阱
2. 与阳明悟道不在龙场
3.“知行合一”警钟必须长鸣中华
4.“龙场悟道的遗漏”与“阳明悟道在路上”
二、“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上）
——学做圣贤，尊德性之“知行合一”
1. 阳明先生“知行合一”针对谁
2. 严防“知行合一”又成“口耳之学”
3.“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知一做一、做一知一；所做必先知
三、“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中）
——“知行合一”的本意外延与寻根究底
1. 六问“知行合一”
2.“学行、学知”与“行学、行知”
3.“知难行易”与“孙中山缺憾”
4.“知易行难”与“朴槿惠失足”
四、“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下）
——经世致用（济民）内圣外王，道问学之“知行合一”
1.“知行合一”与“惟精惟一”
2.“慎行”与“笃行”
3.“行中知”与“知助行”
一、“惟精惟一”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来源于儒家、来源于儒释道三家，但区别并超越了儒家、区别并超越儒释道三家。如果没有这个区别，就立不起一个新的心学，如果没有这个超越，心学就没有新的理论与现实价值。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悟道过程，就是这个区别与超越的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的“心性之学”,源于尧、舜、禹三帝传位心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源于此诀的“惟精惟一”。
1.儒家的七个陷阱
从孔孟到王阳明，中华历史又走过了2000年。
在这2000年中，前500年，孔孟处于自发生灭状态，没有独秀于中华文化之林；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认可重用，在汉武帝的加持下，孔孟儒学得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主体，开始了独霸天下的进程，中华思想文化生态从此改变。再到朱熹的宋明理学，孔孟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精神的核心价值主体最终确立并巩固，僵化也由此开始。
到明朝中期的王阳明时代，孔孟儒学在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中，已如一颗高悬的太阳。这颗太阳，足以使其后的中华文化新思想都似微弱星光。虽然孔孟儒学这颗太阳高悬，但它照在中华现实社会的思想文化大地上的光与热都变形走样，或极其微弱，或几乎滋养的都是野蛮生长几成燎原之势的有害植物。而最最普遍又非常严重的危害，就是儒家的七个退化变异。
其中，腐儒私儒的三个退化变异是：
1）读书只为考功名入朝当官搏取名利，与经世济民（致用）无关，与个人心性道德修养无关，与个人追求学做圣贤无关。
2）考不取功名就“传道”，教书贩卖科考工具，不教经世济民（致用），不教个人心性道德修炼，不教学做圣贤。
3）能力命运不济考不取功名，又不需不屑教书贩卖科考工具，就入佛入道做个自了汉，也与经世济民（致用）、与个人心性道德修炼、与学做圣贤无关。
另外，假儒庸儒的四个退化变异是：
1）重义轻利——根本不懂“义利合一”是人与人类的生生不息根本大道，更无能力把“义利合一”落地于经世济民（致用），只会省心省力地假借道德绑架高喊空喊“义”字，阻碍甚至阻断了社会的生生不息。
2）扬善隐恶——故意隐瞒“善恶合一”是人与人类的人性本质，为了标榜自我道德，只说“人性善”避说“人性恶”，导致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伪善而又欺善怕恶的互害社会。
3）厚坤薄乾——一味只讲“厚德载物”“仁义礼智信”，把“自强不息”“勤勇毅”丢到九霄云外，“七分做人三分做事情”，整个社会热衷于搞人际关系分享财富而耻于干实事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女性化、奴性化、懒惰化。
4）重知轻行——好大喜功、好逸恶劳，全社会都“知是我的事，我告诉你；做是你的事，与我无关”，结果全社会都在空谈做圣贤而鲜有人干实事。无论人生成功与否，都与个人的心性道德行为的修炼践行无关，只与潜规则、与厚黑奸巧术的高低生熟有关。
当时，这腐儒私儒的三个退化变异与假儒庸儒的四个退化变异，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华儒生（知识界、精英界），绝大多数读书人（无论是否已经取得世俗成功）都沉湎于其中而不自知自觉。
儒家的这七个退化变异，至今仍然广泛地毒害着中华民族。
2.阳明悟道不在龙场
王阳明，生于官宦之家，成长于这样的年代，必定同样被裹挟于这个潮流之中，经受着这“七毒”的祸害，但王阳明怀疑着、抗争着、探索着，儿童少年时期，王阳明在家风家教的熏陶下就养成了“做有用的事，做有用的人”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所以提出“人生第一等事或为学做圣贤”。
少年时期的阳明先生，冥冥之中就已经以经世济民（致用）、以个人心性道德修炼践行、以学做圣贤为读书做人的目的，已经突破了当时天下腐儒私儒错误的读书目的与人生目的，已经实现了对腐儒私儒第一、第二两个退化变异的跨越。
青年时期的阳明先生，浸润于佛老，修佛老于阳明洞，得佛老之修心养性练功养生之法，并在功夫上达到了一定境界，但未溺于佛老空隐之人生目的，反身回归儒家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之人生追求。此时，阳明先生已经实现了对当时腐儒私儒的第三个退化变异的超越。
上面这些，都是阳明先生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之前已经完成的开悟，仅此，阳明先生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已经向着经世济民（致用）、向着做圣贤、向着内圣外王的人生方向摸索前进了一大步，但距离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还差很大距离，还有假儒庸儒的四个退化变异陷阱在内圣外王的人生旅途的前方等着王阳明。
3.“知行合一”警钟必须长鸣中华
通过龙场开悟，阳明先生明白了“圣贤之道我心自足”“向内求”“心即理”“人人皆可为圣贤”。从此，王阳明真正找到并牢牢握住了学做圣贤的自主权，在寻找良知、迈向圣贤的密门处跨出了这关键的半步。其实，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摸到了“明心见性”的门槛。
王阳明开悟到此，对其本人而言，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本质飞跃，但对于中华思想文化界、对于人类，并未有本质的飞跃。在王阳明之前，达到这一步的开悟者，在诸子百家与儒释道三家的圣贤已有数十人。
但是，如果只有知悟，没有行悟，是不会有果的，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只能悬于空想玄说，而继续一如2000年来前辈圣贤那样，陷于“外王无王”的遗憾与悲哀。
阳明先生顺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追求，紧接着就开悟到更加关键而又重要的“知行合一”。这时，阳明先生才完成了“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思想意识认知的完整准备。
到此，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开悟，超越了全部儒家先圣先贤，并实现了儒家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一次关键回归，一次再突破、再超越。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开悟，作为一个强烈的思想文化精神基因，将行动力与阳刚之气，重新植入儒家，植入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植入中华民族人格。并且，阳明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力与阳刚之气，践行了由“知行合一”通向“立德、立功、立言”“内圣外王”的成功道路。
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精神，被日本民族深深领悟并践行，取得极好、极大的社会效果。但时至今日，从精神到实践，中华民族仍然陷落在儒家的七个退化变异陷阱中，陷落在“心即理”的儒性、佛性、道性的空谈玄说中，并未完成“知行合一”的开悟与涅槃（见皇甫金石文《阳明心学之路，中国与日本不一样》）。
4.“龙场悟道的遗漏”与“阳明悟道在路上”
其实，在龙场悟道期间，王阳明除了悟得“圣贤之道，我心自足”学做圣贤的自主意识作用之外，在“玩易窝”日夜研《易》，必然对“乾坤合一”有所开悟，虽然未见王阳明对此有明确的文字内容记载，但在王阳明后续人生的经世济民（致用）中，是处处时时事事符合“乾坤合一”的。这应该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叙述表达的重大遗漏项。
另外，王阳明对内圣外王经世济民（致用）的开悟——对学做圣贤的外在客观标准作用（事上磨）的开悟，以及对人与人类良知心本体（义利合一）的开悟，最后，是对人心人性的本质（善恶合一）的开悟，对假儒庸儒的后四个退化变异陷阱的超越，都是在龙场悟道后的近20年中循序完成的。
二、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上）——学做圣贤，尊德性之“知行合一”
1. 阳明先生“知行合一”针对谁
我们再回到阳明先生的话语体系中来，对“知行合一”做出的符合阳明先生话语体系的具体诠释。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阳明先生为什么提“知行合一”？针对谁？这个“知”与这个“行”又是什么？
实际上，阳明先生仍然是针对个人心性道德修养（尤其是针对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与基本行为习惯）、针对人的基本公德、针对个人学做圣贤来提的。
阳明先生的这个“知”是个人心性“良知”、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与基本道德信念、道德习惯，是圣贤道德标准。这个“行”是个人道德行为。
阳明先生强调，在个人心性良知的道德实践过程中，知，是观察体悟，是学习思考，是意识认知，是懂得，是知悟。知，要向外观察、向圣贤学习，学习社会公德，包括“事上磨”。但这些观察、学习思考的认知成果，不能停于口耳，更要向内求，即“心即理”，要结合自己的良知选择去悟，去内化为自己的潜意识，内化为自己的信念、性格、习惯。
到此，“道德之知”“知悟”才具备了转化为“道德之能”的能力。
这个向内求、内化觉悟、潜意识养成的过程，就是“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没有这个向内求、内化觉悟、潜意识养成的过程，就没有“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就没有完成这个从“知悟”到“觉悟”的跨越。
并非人生的所有事情都需要向内求、内化觉悟、潜意识养成的过程。不需要这个向内求、内化觉悟、潜意识养成的过程，就不需要“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比如，处理一个临时遭遇的业务技术工作，就属于没有也不需要这个过程的情况。
行，是外用，是行达。是想做、正在做、能做到、做得好，是通过一个行动过程去得到一个结果。完成了这个过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才达到了“行悟”。人的“基本道德之知”应该且必须转化为做，要去做，要做出来、做完整、做彻底、做到位、做成功、做出好效果。
只有向内求，结合自己的良知选择去悟，去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潜意识能力，内化为自己的信念、性格、习惯 ，这样才完整彻底完成了内化的外学道德认知，才真正完成了这个道德的“知行合一”准备，才具有了“知行一体”的能力，才能够完全彻底地转变为自己的道德行动、行为，并行达。
阳明先生用“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为例来形容这个“知行一体”，即是这种情况，就是强调人必须要把基本的人性道德良知内化为自己的潜意识，在基本的人性道德良知上完成知行合一、知行一体。
同样，一个人的语言文字能力、数学能力、观察思考能力等等一切能力，都是完成了由“知”到“行”的这个“合一”“一体”过程，完成了这个由“知”转化为人的内在“潜意识”的过程，才转化为能力。
没有完成内化的外学、认知，都只是识见之知、口耳之知。识见之知、口耳之知，也是可以转化为行动的，但它与行是二不是一，它不能转化为人的自觉行动、反应性即刻行动。人的自觉行动、反应性即刻行动之知，是知行一体的。个人心人性良知道德的学知与行做，必须完成这个向内的“潜意识”转化后，才能成为人的良知道德能力。
所以，人在基本的心性良知道德方面（阳明先生语境：尊德性方面）必须知行合一（一体、一致），必须要即知即行，知悟、行悟不分离。在人的基本心性良知道德方面（阳明先生语境：尊德性方面）“知行合一”与“惟精惟一”的结合，是必须知行同步一致，知到哪行到哪，知一点滴行一点滴，知什么样行什么样。
这个过程就是良知道德的潜意识内化过程，就是良知道德能力养成的练习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由“必须”转化为“必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知，如阳光；行，如光合作用。
所以，人与人类在自己基本的心性良知道德的知行合一方面（阳明先生语境：尊德性方面）必须有更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坚决不能允许、不能容忍自己基本良知道德的知行两分。
阳明先生《传习录》中的大多数内容，基本都是围绕个人基本的心性良知道德及其知行合一的各方面、各角度、各层次详尽展开阐述，都是对中华心性道德、孔孟儒学伦理（五伦关系与五常标准）的方方面面的“知到做到”的详尽阐述与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知行合一”做出了精到的阐述：知是为了行，行是为了知；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在我们前面的阐述“认知-价值-实践”范式中已经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中，知行关系是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体系的一个根本关系，这个关系涵盖面几乎包括人与人类的一切，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具有普遍性价值。
实际上，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圣贤们，超过99%的人的思维与行动的习惯，都是知与行、思与做、知悟与行悟两分离的，可分可合、时分时合的，有时是必须合一、有时是必然合一的，“知行合一”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广泛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知行分合变化的习惯与方法，在大型复杂问题与长远全局问题的情况下更合理的，符合人性，符合客观规律。
当然，人类求知的最终目的，是与行结合，是求发展进步，是行达。所以，知行合一是儒学的初衷，更是人类的初衷，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性的核心价值基础意义。
但是，在个人心性道德良知方面，把“知行两分离且毫不相干”当做常态、当作习惯与真理，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且危害极其严重，会导致整个社会成为了一个虚伪的社会。实际上，儒家的社会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整个社会不但如此，且得寸进尺，个人得到的名利奖罚与道德良知是否模范践行无关，只与个人潜规则或厚黑奸巧术的高低生熟有关，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公平正义，整个社会道德现实必定十分糟糕，整个社会的次序将崩溃瓦解，这个社会的生生不息将毁灭。
阳明先生对中华社会中这个道德的严重危害看得清清楚楚，并极其重视，毕生在致力于改变它。
2. 严防“知行合一”又成“口耳之学”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这样一个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表现形式有两方面：
1）代表民族的思想理论认识水平，被记载于文字（识见之知）与谈论于精英阶层（口耳之知）；
2）成为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民众公认的行为准则，被人人躬行于方方面面、时时处处（知行合一之知）。
前者，体现这个民族的认知发现与理论水准,它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单向发展过程。后者，体现这个社会所处的文明发展水平（阶段），它是一个反复变化、可进可退的过程。前者的理论意义大，后者的社会现实意义大。
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两个方面既可以统一，也可能分离。两者相互统一与两者相互分离的情况，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中都不是个别现象。所以，这两个方面既需要分别研究，又需要合并研究。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存在问题，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实体就一定会或早或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社会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
到今天，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个人与社会整体的道德实践中，这个知行两分离且毫不相干的问题，这个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名利奖罚，与道德良知的是否模范践行无关，只与个人潜规则或厚黑奸巧术的高低生熟有关的问题，不但依然严重，而且，还大大地退化了，甚至，干脆连孔孟儒学伦理、中华心性道德良知都完全不说、不宣传、不信，连道德良知的“识见之知”，“口耳之知”都完全丢没了。
有一种流行观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观点正确吗？
这个观点很容易误导我们沿着自以为是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必须正确清晰地予以具体分析：
1）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先进发达国家人民所接受吸收、与时俱进并知行合一，被人人躬行于方方面面、时时处处，超越再超越，去弱生强，强上更强。
这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很大。日本民族学习王阳明心学产生的国家民族效果，是这种情况的最现实的写照。
2）中华民族继承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接受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并与时俱进知行合一，被人人躬行于方方面面、时时处处，转弱为强，强上更强。
这种情况，真的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觉醒，并知行合一奋力拼搏才能实现。
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复兴，正应该是这个完整的“知行合一”内容与意义上的回归与复兴，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读读经、学者写写文章的识见、口耳之学层面。更不能让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随同孔孟儒学一起，再一次变为流于形而上的理论与口耳之学，而是必须被人人躬行于方方面面、时时处处。
我们必须坚决彻底铲除的是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名利奖罚，与道德良知的是否模范践行无关，只与个人的潜规则或厚黑奸巧术的高低生熟有关的腐败机制。这种反人类生生不息的、反社会公平正义的腐败机制，决不能允许其继续泛滥于整个中华社会。
现在，中华社会的个人与整体的道德良知的退化，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我们国家民族的进步富强、社会的和谐安宁、人民的身心幸福，到了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华民族就可能沦落为地球村的低等民族，就可能亡国灭种亡天下的程度。
这已经是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十分严重、十分紧迫的问题，必须重视着手解决。
阳明先生当年提出“知行合一”时，还没有上升到亡国灭种亡天下的高度，只有少部分社会精英从个人兴趣与功名追求需要层面认可与追随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理论。当时，这个理论并没有成为全体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的共识，更没有成为朝廷的共识而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明朝亡国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我们面对走向地球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形势时，需要创造性应用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理论，需要创新性发展阳明先生理论，需要把良知的“知行合一”思想精神提高到亡党亡国、灭种亡天下的高度。
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党中央强力推动的从严治党反击腐败，就是当今社会最需要、最重要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壮举。这个壮举的社会现实作用在于，它在行动样板上由国家最高层开启了打破与阻断“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名利奖罚，与道德良知的是否模范践行无关，只与个人的潜规则或厚黑奸巧术的高低生熟有关”这个劣币驱良币的道德崩溃机制在整个社会的继续泛滥。
基础良知道德的知行合一，只有上升并持续在这样一个由国家最高层发动、定位为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层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保障。
基础良知道德的知行合一，对个人、社会是必须的，并应该通过这个必须的过程转化为个人的信念、性格、习惯，应该通过这个必须的过程转化为民族的信念、性格、习惯，从而成为我们个人与整个中华社会的必然。
3. “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
针对我们当下的现实社会道德状况，怎么来做到这个由必须向必然的转变呢？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的千年难题，难道到我们这一代还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吗？怎么解决？
1）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知，要知本。对身边发生的事、对当下发生的事（我看到、听到、知道的事），都必须狠下工夫格一格（想一想）：它的本真是什么？正义在哪里？按着本真与正义的引导去做，由我去做，从现在开始做！
行，要行达。但到此，仅停留在“开始做”还不够，还必须狠下工夫格一格想一想：有效有力的做法是什么样？在哪里？怎么去得到它？怎么去把正义的事情做好、做成功？
2）知一做一 。
对所知的本真与正义，必须去做，义不容辞，时不我待。
不可以知是我的事，我只告诉你，做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不允许凡事只看个人私利，符合自己私利的就关注、就做，不符合自己私利的就与己无关；坚决不允许个人从社会得到的成功与名利奖罚，与道德良知的是否模范践行无关，只与个人潜规则或厚黑奸巧术的高低生熟有关。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与现实社会中，在中华民族的人群中，上述的“不可以”、“不允许”与“坚决不允许”占据了95%以上的情况，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只能继续是空谈，中华民族难以脱胎换骨，中华民族的正气与阳刚之气难以还魂，中华民族的力量难以凝聚。
3）做一知一，所做必先知。
但凡所做，必须先完整彻底地搞清它的本真、正义。符合本真与正义的事情就做，不符合本真与正义的事情坚决不做。
只有这样去致良知，去知行合一，个人的心性道德良知才能结出良果，个人才能去达成内圣；只有这样去知行合一，整个社会才能公平正义、稳健踏实，具有良知道德的中华和谐社会才能建立，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内圣外王雄立于天下。
所以，在学做圣贤尊德性方面，我们应该也必须做到“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知行一体”“知一点做一点”。
三、“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中）——“知行合一”的本意外延与寻根究底
1. 六问“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必须还是必然？是既必须又必然？还是既不必须也不必然？
厘清这些问题，既是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更是“事上磨”行良知实践的必须。我们跳出圣贤经典的传统语言语境，在人类最全面最广泛的认知背景与人的日常现实行为下，用自己当下的直接体悟来整体寻根究底“知行合一”的本意与外延。
知是什么？行是什么？合一是什么？
知，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的知，是人与人类心本体与人的认知对象（客体）的互动（行）产生的意识成果（知识理性、价值与道德理性）；作为动词的知，是人与人类心本体与人的认知对象（客体）的互动（行）过程。
这个认知对象（客体），可以是人的外部世界及外部事物，也可以是人自己本身（自己认知自己，自己是自己认知活动的对象、客体）。这个认知关系，涵盖人与物（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己（心灵）。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从认知开始。人有了认知不一定有行动，但没有认知，一定没有行动。错误的认知，一定导致错误的行动。
行，是人与人类在自己意识驱动下的活动。“行”有3个含义：1）指这个行的目的追求意欲，我要干什么？2）指这个目的追求过程，我在干什么？3）指这个追求取得的现实成果，我干成了什么？
这三个“行”各有一个相应的“行知”与其严格对应：1）行欲之知；2）行动之知；3）行达之知。这三个“行知”可能“合一”“一体”，也可能“不合一”“不一体”。
合一，是人与人类的“知”对应人与人类的“行”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一个“合”的过程，也可以是这个过程得到的结果：一体。
2. “学行、学知”与“行学、行知”
人类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具有生命心本体。人的生命心本体具有两个方面：
其一，认知心本体（认知慧力）：人天生具备“认知动力、认知能力、认知选择力”。人依据这个天生的认知心本体能力，与认知对象（客体）互动，并对这个互动做出“事实判断”。动力，对应的是愿不愿、想不想、要不要的问题；能力，对应的是能不能、能多少的问题；选择力，对应的是如何做的问题。
其二，人性心本体（人性慧力）：人天生具备“生生不息本能+依赖性同理（情）心力”。人依据这个天生的人性论心本体能力，与认知对象（客体）互动，并对这个互动做出“价值判断”。同理（情）心中含有同情心，价值判断中含有情感判断。
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人自己、外部世界与外部事物也具有它们自己的本体与本性，即物性。这个本体，有一部分是与人无关的外部客观本体，我们称其为绝对外部客观本体；另一部分是掺杂了人的认知选择影响的混合外部本体。
人的认知心本体，在与这个认知对象客体发生互动时，会产生一个“事实+价值”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人的认知整体。这就是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追求的那一部分：直接格物致知。这个又叫“体认”，他是“行中学”、“行学”。
千万个个体人的认知，经历千万年的相互交流，会达成一个人类的认知共识体系。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把这个共识体系记载下来，我们称这个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人类共识体系为人类的“文识之知”或“口耳之知”。中外圣贤经典（认知表达）是人类认知共识总结出的理论体系，其表达形式具有“文识之知”或“口耳之知”的特点，其本质是人类千万年经验教训的共识性总结，是最重要、最有价值、最精华的总结。
任何现实中的个人，在用自己的“认知心本体”直接与认知对象互动接触（体认、行学：通过行动得到“文识之知”）得到直接体认之外，还有一种方式是用自己的“认知心本体”从人类的认知共识体系中学习、吸收（学行：通过学习行动得到“文识之知”）自己所需的认知，特别是学习圣贤经典。后者就是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的另一部分：间接格物致知。所以，向人类共识体系学习，也是人的一生中必不可免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格物致知”。
因此，任何一个现实中个体人的认知成果，都是一个既来自于人类共识体系的学习，又部分来源于直接体认，且两方面的认知成果都是受个人选择因素影响的混合结果。
一般大众的个体认知，都无法超出人类的共识体系，甚至无法超出当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圣贤的认知，常常打破与超出人类的共识体系，为人类创造与贡献出全新的认知。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
一个群体的领袖、导师的个体认知，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领导者的个体认知，常常打破与超出一定范围群体的当下共识。这个就是决策的正确性、准确性与预见性。
任何现实群体当下的共识或现实群体中多数人的共识，都只是人类共识的一部分，但又是这部分人的特殊选择。任何一个当下，个体认知、群体共识、人类共识都在变化、修正、进步，也可能倒退。
上面所有的这些知，都是知见之知、口耳之知、文化之知。这个知的范围很大很大，几乎无所不包。
人与人类在获取每一个“知”时，是都有一个以获得这个“知”为目的的相应的“行”（行学或学行）相伴随。
朱熹的“学、问、思、辨、行”，主要针对的是人与人类获得书本知识的认知学习行为过程，是以获取“知”为目的的“学行”，通过这个“学行”获得一个“学知”。
对书本之外知识的直接体认认知学习行为过程，如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看、听、嗅、味、感”的方法，这些过程与方法叫作“行学”，可以得到一个“行知”。
特别是人的心本体感知能力，是在娘胎里就形成的能力，是远先于听、看、嗅、味等能力形成之前就形成的能力，但大多数人出生后就忽视了这个极其重要的体悟能力。
这些“学行”“行学”能力都是人天生就具有的，都是以求知为目的的很好、很有效的做法。这些“学行”“行学”与这些“学知”“行知”的“合一”“一体”是必然的、不可分的、唯一对应的。
3. “知难行易”与“孙中山缺憾”
虽然，求知过程中的“学行”“行学”与“知果”的合一、一体是必然的，但“求知”还是可能失败，所得之知非所求之知。
比如，阳明先生年轻时遵大儒娄谅面授机宜“圣人必可学而至”，遵孔孟经典《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与朱熹“格物穷理”，一气六天六夜格竹，以期格出成圣之理，结果昏倒了，醒来的感悟是“圣贤有分”（当圣贤也要看有没有天分啊）。
实际上，青年阳明这次格竹，如果是求“竹之理”，则“行学”与“知果”“知行合一”必有所获；如果“格竹”是求“圣贤之理”，则“行学”与“知果”“知行不合一”，所行不符合所求，所以求不得“圣贤之理”。
这里的“不合一”情况，可以认为是“知”与“行”不合一，也可以认为是“行动之知”与“行欲之知”不合一。这种“知”的“不合一”情况，现实中比比皆是、层出不穷。
人类获取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行。人类已经获得的这些知，最终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在某个时间转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与结果或一部分人的行动与结果。即终极而言，人类的“知”必须也必然与人类的“行”合一起来。
个人的识见之知、口耳之知要变成现实成果，就必须首先知行合一，把这个识见之知、口耳之知转变为行动之知，再行动起来，再获得行动成果。
通常情况下，人与人类的“口耳之知”“文识之知”是超前于、大于人与人类的以明确行动结果为目的的“行欲之知”“行动之知”“行达之知”的。比如，人可以通过阅读圣贤经典而学得“孝”的“文识之知”，但未必能把“孝行”做出来、做对、做到位、做好。能把“孝行”做出来、做对、做到位、做好的“知”，是人生经历了许许多多“孝”的行动实践而得到的关于“孝”的“行动之知”“行达之知”。
可见，并非人与人类的每一个“知”都必须或必然在当下有一个，或与一个“行”合一，并立刻转化为行，转化为行动结果。比如“嫦娥奔月神话”与“人类探月工程”。
行，是人与人类在“知”驱动下的有目的的行动。无知必无动。
俗话说“无知的行动”，并非真一无所知的行动，只是很低级、与实现差距很大的知驱动下的行动。本能的行动，是本能潜意识驱动下的行动。本能潜意识也是人类知的一种状态。
无意识的行动，实际是一种潜意识驱动下的行动，只是这个意识似乎没有被我们感觉，但它确实存在。
人与人类的潜意识能力，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天性能力（细胞生命能力），比如生生不息本能潜意识能力；另有一部分是后天习得的潜意识能力，比如除生生不息本能之外的人生基本能力：基本生活能力、基本观察思考能力、基本道德能力、基本工作能力等等。
在孔孟时代，直至王阳明时代，中华圣贤还没有认知到潜意识这个理论概念，这个理论概念由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20世纪初提出。在孔孟与王阳明时代，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哲学中，往往把人与人类后天习得的潜意识能力与先天潜意识能力不做区分对待，都称之为“不学而知，是为良知；不学而能，是为良能”。
比如“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比如孟子的“四端”，人的这些潜意识能力，就是与人的回家能力、人的语言能力、人的“九九口诀” 心算能力等等一样的一种后天习得的潜意识能力。而饿了吃、困了睡，这种先天本能潜意识能力与上述的后天习得潜意识能力是不同的。
所以，任何行动（追求意欲、追求过程、过程结果）背后都必然各有一个与其相应的、当即的、决定了本次行动的认知在。
已经转化为行动的知，是必然有一个“行”与这个“知”彼此严格对应、相伴而在的。这里的知行合一是必然的。
只有已经转化为人的信念、性格、习惯等潜意识的知，是人的自觉行动之知（觉知、信知、觉悟之知），只有这个“自觉行动之知”才是已经完成了“知行合一”过程、已经“知行一体”了的知，这个知对人的行的影响是一一对应、完整彻底的。这里的知行合一是必然的。
要达到这个“知行合一”的必然，首先得完成这个“知行合一”的必须。即首先必须把这个“知”转化为信念、性格、习惯。
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行动错误了，行动有局限性，应该从两个方向而不是一个方向找差距。
其一，他是做到了“知行合一”的，是做到了行动过程的“知行一体”的。也就是他的“行欲之知”与他的“行动之知”一定是完全一体、一一对应的。但他的这个“行欲之知”“行动之知”，与能够成就他的追求成果必须具备的“行达之知”，是有差距的，是有错误、有局限、没到位、脱节的。如阳明格竹，就是“行欲之知”“行动之知”必须与“行达之知”合一、一体，但没有做到。
对于这种情况，要从解决好“知”的“合一”、“知”的完整彻底的问题下手，只有改进完善“知”，在“知”上做到“三知合一”（行欲之知、行动之知、行达之知）完整彻底，才能改进完善“行”，在“行”上才具备做到完整彻底的先决条件，才可能有后面完整彻底的行达，取得预期效果。这种情况，就叫“知难行易”。按阳明先生的语言表达即“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知”：所“知”不能行达，则这“知”是错的，或最起码是不完整、不彻底的。
其二，他的知与行在过程这个环节脱节了，没有在过程中完整彻底解决好“合一”的转化。也就是他的这个已有的“行欲之知”与成就他的追求成果必备的“行达之知”已经完全符合一致后，还需要他的“行动之知”与“行欲之知”“行达之知”必须合一，但他还没有完整彻底地完成这个必须“知行一体”的转化，没有达到“知行一体”的要求。这就是行动过程之知、行动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行动追求目的的要求。
这些道理，孙中山先生在自己的革命人生中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提出“知难行易”命题。他提出了“天下为公”与“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但革命事业没有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这是因为他的“行动之知”与他的“行欲之知”没有“知行合一”呢？还是因为他的“行欲之知”：“天下为公”与“三民主义”之知根本就没有达到完整彻底、根本就还没有完成孙中山先生自己的命题“知难行易”？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孙中山的继承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过程，才得以解决，才达成目标。
4. “知易行难”与“朴槿惠失足”
就个体人而言，知行关系有这么五个：1）个人已经具有的识见之知（知悟）；2）个人的行欲追求之知；3）个人的行动过程操作之知；4）自己对达成追求目的所必备之知；5）外部（相关他人、社会公众）对达成追求目的所必备之知，
这五个方面完成了合一、一体，我们的个体识见之知，才能完整彻底地转化为我们追求的成果，才能完整彻底地转化为良好的实际社会成果，才能有完整彻底的行达。
而“达成追求目的所必备之知”这一点，不但与我们自己内在认知有关，还与我们追求目标关涉的外在事物范围与对象人群的共识有极大的关系。
比如，韩国前任总统朴槿惠出于自己对韩国民族利益与人类正义的认知，于2015年采取了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活动，结果得罪了美国、日本；2016年决定将“萨德”导弹系统引进韩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俄罗斯的利益；同时也与当下多数韩国民众对本国利益保障的判断相左，结果导致自己被弹劾下台，国家被置于大国争斗的毁灭性打击危险之中，人民被推入混乱之中。在这个例子中，朴槿惠在前四方面的知行是合一的、一体的，但与第五方面就没有合一、一体。
孙中山与朴槿惠面对的“知行合一”问题，都不是个人的道德或事物之类的简单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大问题。所以，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并非易事。
行，有人类的整个行动、人类的当下整体全体之行、一个群体的当下之行、个体的当下之行等等。但并非人与人类的每一个“识见之知”，都有一个与其对应的、以“知的行达”为目的的、当下的“行”即刻发生，而是各种“知”与各种“目的之行”之间可以有一个组合关系。只有当这个组合关系已经确定，才有一个“行动过程之知”与“行动目的之知”必须合一的要求出现，这个“合一”转化为“一体”了，这个过程就得以顺利进行，结果才能达到预期目标。“由知向行”的“知行组合一体转化”就是“知行合一”的“合”过程。
所以，并非任何一个“知”必然同时自动转化为相应的“行的过程”与“目的的行达”，并非必然有一个相应的以“行达”为目的的“行的过程”会自动紧随这个“知”而来。同样，也并非必须。
事实是，当人与人类的一个“识见之知”与一个“目的行动”的选择组合完时，就必须完成这个组合的一体转化的“合”的过程，这个“识见之知”才落实到这个相应的“行的过程”，才有可能行达得到成果。
人与人类的行动能力与行动成果（顺应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成果），既取决于人与人类在“识见之知”方面的完整彻底程度，也取决于人与人类在“知行”的“合一”转化为“一体”方面的完整彻底程度。人与人类在这两个方面越完整彻底，能力就越强大，可能取得的成果就越完整彻底、越伟大。
人的本能行为，对应的是一个必然的知行合一。人的基本道德行为，是一个由“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的“必须合一”转化为“必然一体”的道德自觉（道德潜意识养成）的行为。人与人类其他的知与行的合一，都是视具体情况或必须，或必然，或既不必须也不必然的。
人与人类的“行”要正确、要完整彻底，其“知”必须首先要正确、要完整彻底。正确的“知”即良知，即：正确的世界观“心物合一”；正确的人生观“生生不息”“天人合一”；正确的价值观“义利合一”；正确的方法论“善恶合一、乾坤合一、知行合一”。
与正确的追求目标——生生不息：身心和谐（人与自己）；社会和谐（人与群体）；环境和谐（人与自然）。
这些，就是人类当今认知背景下“知行合一”的本意与外延的丰富内容。
四、知行合一”的通病与对治（下）——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道问学之“知行合一”
心性道德良知的社会实践再造、良知和谐社会建设，是国家体制、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个人心性道德良知修养的层面，到了更高的层面，在这个层面，就是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
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除了心性道德良知的社会实践再造、良知和谐社会建设之外，还有巨大的现实客观物质世界（社会、经济、科技等）建设问题。
一个人只有心性道德良知的止于至善，仍然是不完整的，还必须在某一专业技道问学上术有专攻。
对一个民族，对整个人类，只有心性道德良知上止于至善的追求，没有专业技道问学上止于至善的追求，更是无法发展，没有前途，不能生生不息。
1. “知行合一”与“惟精惟一”
在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内圣外王层面，除了“尊德性”方面必须一如既往的“知行合一”之外，更增加了“道问学”的知与行、思与做的关系方面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广泛性。
到了这个层面，在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的过程中更是须臾离不开“一本三达”致良知，这个“一本三达”致良知鼎，能使我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经世济民（致用）内圣外王的前提，是在“生生不息”“义利合一”处发出“天下为公”的大心大愿、大慈大悲，然后是大智大勇、大志大行。
立功创大业，是勤劳者、勇敢者、坚毅者的游戏，是“知行合一”“事上磨”的过程与工夫。霸得蛮，耐得烦！敢、愿、行！敢与愿是知，最后必须落在“行”上，落在踏实走好每一步上。“知行合一”的过程是血、泪、汗，“知行合一”的方法是惟精惟一。
什么是惟精惟一呢？就是阳明先生所说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个“知行合一惟精惟一”的过程，最主要的是汗，是勤劳地干，苦哈哈地干，是每天14个小时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地干。这个汗与“知行合一”“惟精惟一”的结合，就是“事上磨”的功夫，就是大量相关专注地学习阅读、大量相关专注地思考、大量相关专注地沟通交流、大量相关专注地实践行动（试验），然后坚持不懈、永不放弃、永不抛弃。
对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中的“知行合一”，特别是“行”的要点，我们再做一些补充阐述。
2. “慎行”与“笃行”
关于知与行，朱子在庐山白鹿洞书院留下十字真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前八字注重于知，后两字落于行。
百善勤为先，一勤天下无难事。人生勤劳的价值，第一在勤于思考，第二在勤于行动。
为知而行、知中行，是学行、思行，如朱子的前八字。为行而知、行中知，是行学、行思。
思考，贵在敏、破、广、深、远、缜，不在慎。行动，跟着思考走，但需增补慎行（正确、精准、适度、周细）与笃行（坚决、果断、到位、坚持）。
思考的目的是知。知，就是清楚、懂得、明白，是行动前的调研，是为“行动是否发动？如何发动？”这个决策做准备，主要是一个用脑的功夫，这一阶段举轻若重，下事倍功半的工夫，做出正确精准、周到详尽、具体踏实的判断与方案，在下一个行动阶段，才能举重若轻事半功倍。
这样的知行合一，能使时间与人、财、物整个综合成本实现事半功倍。而事倍功半，一败涂地的坏结果，大多是思考阶段懒惰与马虎导致的行动后果。
勤于行动，就是勤动手做勤动脚跑，好话与人为善的话勤说；就是勤办事、勤交往、勤执行、勤落实；就是凡事做起来早一点、快一点、多一点、久一点、细一点；就是凡事做起来不惜时间精力、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仔细较真，等等等等。
没有行动支撑，脑勤、勤于思考只能是空想；有了行动支撑，脑勤、勤于思考才是理想，才能变希望为美好的现实。
勤听勤看勤思得到的感悟与创意，只有动手记录下来才可连续才可传承；形成的完善解决方案与创意，只有通过行动落实执行，才能优化、才能成功、才能变成财富。
在经世致用道问学方面，知在前，行在后；思考在前，做跟上；这个次序对复杂工作而言很正确、很重要。而学做圣贤尊德性的“即知即做”“知行合一”，反而会出大问题，造成大损失。
中国有两句似乎彼此矛盾的老话“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其实，这两句话各有道理，都正确。知难行易，是强调在求“知”时要追求“知本”、追求完整彻底。这个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阐述。知易行难，它的正确理解在于：就日常事物的“知”与“行”比较中，行，做到、做好难于知，知晓、懂得。但在“创新性创造性的知”与“常规性的行”之间比较，这个“知”比这个“行”难，难得多。
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是“知不易，行更难”。为什么呢？
就简单层次而言，识见之知、书本之知，常常是几乎无需或微微与外界发生互动，无需成本，不会造成现实后果的，甚至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而行，任何行动，则必有互动、有后果，还有成本。不当的行动会造成巨大损失与严重后果。
比如，我们想与国外某公司合作，思考合作方案可以几乎不花钱，但要进行联络洽谈，就要开支通讯费；要出差考察，费用要进一步增加，越往前执行，成本投入就越多。无论后面的结果好坏事情成败，投出去的费用成本是回不来的。
又比如，我们对某人的怨恨，放在心里想想没关系，但我们开口骂这个人时，这个行动就对他人造成了伤害。这个伤害，就是这一不当行为的恶果，这个恶果处理不当，会进一步引起更多更严重的后续恶果。
就大范围深层次而言，行动是需要多方面知识的综合与正确应用，需要多部门及多人的参与配合，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时间，并还有“度”与“时机”的考量把握。
比如，现实社会活动中，企业的、政府的、国家的行动，产生的成本和后果，往往会比前面的两个小例子大许多许多，严重许多许多。
一次重大错误，可能导致员工失业、人员伤亡、企业破产、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破亡。在中外历史与当今现实中，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所以，重大的行动是应慎之又慎的。
又比如，签名是人的一生中一件经常做的小事，但签名这件小事又是最易导致巨大后果的行动。现实中签名不当，使人白干半年一年的情况常有，甚至使人白干一辈子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这只是对个人而言。
如果签名是代表企业、代表政府、代表国家，那这一行为的后果牵涉的面还会大许多许多倍，后果还会严重许多许多倍。李鸿章在《中日马关条约》上的签字，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深重灾难。虽然，这责任并不完全在他。
所以一生中，最应该重视警惕，时刻要慎重对待的一件小事，就是签名。现实社会活动中，在签名这件小事的前面，每次都应安排适量的思考，才能保证签名之后的结果不出大问题。
所以，行，一定要慎之又慎。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行动时都应该慎重把握、慎重进行。
社会组织活动中的各种行动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如何把握它们的分寸，如何去做到慎行又笃行呢？
有些行动是要雷厉风行立马执行的；而有些行动则要等等再等等，要三思而后行，不动声色、不轻易行动，到了最后关头再做决定再行作为；还有些行动是边看边做、边听边做、边学边做、边思考边做，要摸着石头过河。越是小事、日常事，越是下级，越要快速反应快速行动；越是大事、新事，越到上级，越要慢行动，要想清楚想完善想全面再行动。
所以，在勤于行动的同时，要讲究选择行动的方向、行动的时机、行动的方法、行动的对象、行动的场合、行动的分寸。
行动，从发动到过程，都必须谨慎小心、踏踏实实。在行动问题上，慎行与笃行必须时刻相伴，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组织中的行动又有它的特殊性。作为组织者的上级，他的行动是靠下级来落实完成的，因此，上级应该把行动的目的目标、行动的范围速度、行动的效果评估、行动过程中的反馈要求等，在适当的深度上以适当的方式传达到下级。而下级的行动是上级意图的落实，因此，下级要领会悟透上级的意图，行动过程中要不断、及时、多次、主动地向上级报告，要沟通行动所处的状态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请示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组织中的个人行动，发挥卓越的作用，在于创造性地完成本职工作。
什么是本职工作？本职工作什么样、在哪里？
本职工作在组织的目标愿景里，在岗位职责里，在指挥你日常行动的上司的头脑里，必须把这个“三合一”关于你的本职工作的概念、内容，复制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是根本。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创新发挥。但自己的理解与创新发挥，必须及时、反复与上级沟通，这些经反复沟通达成的共识，才是真正有效的创造性成果，否则，就是胡思乱想。
在组织系统的执行中，严格要求的，是明确精准；而必须坚决杜绝的，是制造惊喜。
3. “行中知”与“知助行”
勤于思考+勤于行动=1+1>2
既要兼知兼行，又要兼行兼知；既要脑勤与行动勤很好地结合配合，又要行动勤与脑勤很好地结合配合。两者的关系要处理的适合恰当。
首先，是勤于行动要以适当的反应与速度跟上思考。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更要雷厉风行分秒必争，只有这样，才能把勤于思考得出的好构思与新成果，及时变成巨大的现实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
想到并不等于做到，只有做到做好做成，才能得到成果、享受胜利。
想在别人之前，做在别人之后，最终胜利成果被别人拿走或被别人分享大部分，自己分享甚微，这种情况，在当今的科技与商业领域中太多太多。
在实际中，行动应该跟上思考，但在反应与跟随的速度上，与思考保持适当的时间间隔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的思考才可以去执行，这就是“慎行”。
想到哪做到哪、乱想乱做，往往错多对少。“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是错误的，可能造成重大危害。
其次，思考要紧跟行动。行动跟上思考、配合思考非常重要。而实际中，一旦行动已经发起，行中思、思助行，直接为行动服务的思考、配合行动的思考必须及时跟上行动，这一点更重要。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两位高材生同学同时进了一家著名公司就业。半年期满时，其中一位已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另一名被通知延长三个月的试用期。这后一位得到延长试用期通知的年轻人，拿着辞职报告来找总经理。总经理收下了报告，然后让小伙子上街去买两只西瓜，一会儿，小伙子抱着两只西瓜回来交给了总经理。
这时，总经理把前一位年轻人叫进办公室，也让他出去买两只西瓜。一会儿这小伙子也抱着两只西瓜回来交给了总经理，同时交给总经理一张纸条，纸条上全面清楚地写了街上卖西瓜的情况：卖西瓜共有三人，各自的品种、数量、质量、采摘新鲜程度、价格等等；还有进一步的情况：两个是瓜贩子，另一个是瓜农，瓜农家里还有几亩瓜地，地里的瓜什么时候成熟，送货上门什么价格，地头采摘什么价格，等等。
这时，总经理问要辞职的小伙子，你还辞职吗？小伙子说，不辞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努力了。
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行中思、思助行，直接配合行动的思考必须跟上行动的重要性。
现实工作中的傻干，没有行中思、思助行的紧跟配合行动的情况，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
实际工作中，配合行动跟上行动的思考，一刻不能迟缓，稍有迟缓，行动的成果就会被打折扣，甚至满盘皆输。而且，配合行动、跟上行动的思考，在广度、深度、长度、难度上，往往比前期的创意思考阶段还要大许多、高许多、长许多、难许多，所进行的投入也大许多许多。
所以，行动的组织实施操盘手，要有更宽广的眼界与胸怀，要整合更广泛而巨大的资源，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要有更多的果敢与决断。
在实际工作中，想与干、干与想相辅相成，如果能把分寸把握到“没看准，不动手；看准了，不松手；没干成，不停手”，这样才把想与干有效地结合好了。
所以，在经世致用道问学、专业技方面做到“知行合一”与“惟精惟一”的结合，要求的是专注坚持于一个方向，而后追求尽知尽行，知完整知彻底，行完整行彻底，知本行达。而切切不可的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知行一体”“知一点做一点”。
转自:皇甫金石 良知万里行
